福建的近代女子教育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福州私立陶淑女中

中国传统教育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封建教育，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乏才华横溢的女子，也不乏有《女儿经》、《女孝经》、《烈女传》、《女训》、《女诫》等女子读物，但整体而言，“古者教之有方，男子八岁而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教”。女子教育从来都是围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宗旨展开，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只能在家里听从长辈的教诲失去了教育以求精神自由的权利。 

鸦片战争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福建崛起一批杰出的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纾、刘步蟾、林永升、林觉民、林旭等，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福建的近代女子教育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自办女校的兴起使福建的女子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福建女子教育主要有教会女子学校、自办女学以及出国留学。 

▲福州私立陶淑女中

1  教会女子学校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作为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为了更多的吸引中国人入教，扩大教会势力，教会将目光投向为数众多的妇女，开始拉拢女性入教，拉拢的手段之一就是办女子学校，开展女子教育。让中国女子接受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接受西文的宗教思想。

1864年4月，英国伦敦公会教士养为霖夫妇在厦门创办了一所女学塾，学生12人，这是福建境内最早的一所女子学校，也是中国国内最早设立的女校之一。随着社会风气开放，女校也有所发展。各国教会先后在福州开办了仓前山女塾、文山女塾、乌石山女学堂，在厦门开办了毓德女学、乌埭中学堂，在莆田开办了咸益女子学堂等数十所女学。

▲厦门闽南女子学校

到辛亥革命前，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已有10多所。1908年，美国美以美教会开办了作为大学预科班的华英学堂，1914年开设大学本科一二年级课程，改名华南女子学院，1917年创办四年制本科，正式定名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设国文、英语、教育、家政、数理、化学、生物、音乐等学科。这是西方基督教会在福建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3所女子大学之一，在欧美及东南亚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它的创办是中国近现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端。

 
西方教会办女子学校主观上是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但在客观上，教会女子学校又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它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让女子走进学堂，开始学习知识，并被社会所认同。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它融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除传授宗教内容外，还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对提高妇女的知识素养，开拓妇女眼界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第三教会学校为了扩大生源，不仅招收富家子女，同时也向平民女子开放，使家境贫寒的女子也能够到学校来学习。

1903年，英国印度妇女传教会司蒂芬女士在福州仓山创办“福州明道盲童女校”，收养盲童女一百多人，设小学班和初中班，教授语文、历史、英语、珠算、钢琴、工艺等课程。 第四，教会女校对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废除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陈规陋习起到了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福建泉州培英女校的学生

2  自办女学 

近代福建从第一所教会女校的创办到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女校的诞生，相隔了约40年之久。甲午战争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又一次认识到了兴学办教育的迫切性。教育，乃至于女子教育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梁启超从保国保种的角度出发，把女子教育提高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他发表的《论女学》对女子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严复、陈宝琛、林纾等人也纷纷为开展女子教育、兴办女学撰文呼吁。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曾参加早期改良运动，在其所作的《闽中新乐府》反映了他的“兴女学”思想。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在维新派的鼓吹和全国“兴办女学”声潮高涨的推动下，1905年，由陈宝琛夫人王寿眉创办的福州“乌石山女塾”成立，这也是福建省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1906年，陈宝琛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成立“妇女师范传习所”，招收女生60名，后改为女子初级师范。1907年，由福建教育总会林柏棠等10余名会员捐资共同倡设“女子职业学堂”，分刺绣、造花两班（各40人），分为本科二级、预科一级。王寿眉还曾在城内光禄坊办“蚕务女学堂”，招收女生10余人。 

民国以前的这几所女子学校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是师范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女子成为家庭或学校的教育者；其次是职业学校，学生们在此学习适合女性的生产技能，以谋自立。 

辛亥革命成功后，福建女子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女子的受教育和人格平等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尊重和实现。她们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手段，开始摆脱“三从四德”的枷锁，朝着近代职业女性的方向发展。

▲私立文山女中

3  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是近代福建女子受教育的另一种途径。维新运动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将兴办女子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兴衰结合在一起，开展女子教育的思想更加深化。例如康同薇、秋瑾等，她们希望通过教育使女子获得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通过女子教育而获得男女平等权，进而达到女子就业参政，与男子共同治理国家的目的。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正是中国妇女从一般憧憬人格平等通向政治觉醒的发展阶段。爱国游学的口号渐被有志救国的青年所接受，留日风潮应运而生。

马克思曾经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福建最早的具有民主革命意思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女知识分子群体，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些女性付出了重大的努力，她们组织革命团体，创办新型女校，为报鼓吹革命，参加革命战争，组织女子军队，要求参政等，在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留日女生林宗素、方君瑛、曾醒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林宗素、方君瑛先后在《江苏》的女学生论丛栏发表了《女界钟叙》和《兴女学以复女权说》。回国后，林宗素还参与创办了《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和平时报》等，这些报纸大力宣传戒缠足，主张婚姻自由，家庭革命，提倡实业，鼓励女子参政，把兴女学，复女权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福建的留日女学生前赴后继，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代福建女子学校的开办，尤其是1903年以后自办女学的兴起，为民国以后女子教育的广泛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妇女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新知识，开阔了眼界，因此，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期间，福建女子教育的开展处于初创阶段，但在中国女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整理：名师楼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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